环球最资讯丨梅兰芳对子女的教育之道——梅葆玖与父亲的梨园人生
大家好,综合小编来为大家讲解下环球最资讯丨梅兰芳对子女的教育之道——梅葆玖与父亲的梨园人生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,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!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初到上海:脾气不随能耐长
1913年,梅兰芳初到上海。演出的第一站是在张远举行的教会会议。王凤青和梅兰芳的《武家坡》组合获得了上海新闻界、金融界、文学界名流的一致喝彩。
后来在谭贵第一频道演出了《彩楼配》,《玉堂春》,《穆柯寨》等剧,三天的床戏演出,一炮而红。于是,王凤青向剧场老板推荐梅兰芳试试《大轴》(最后一部戏)。
11月16日梅兰芳大轴演出《穆柯寨》。之后大受好评,一个月的演出又延长了半个月。当时的剧评人说“梅兰芳的蓝衫在京城也是一流人物,他出色的色彩和艺术早就名扬京城了。”
当时剧团里有句话:“脾气随能力成长。”但梅兰芳“能力”那么高,脾气却不长。《戏剧报》曾评价:“梅兰芳重戏重德的名声,在梨园和观众中是有口皆碑的。”这个,梅葆玖。
有一次梅兰芳要演出《嫦娥奔月》。没想到家里有病人的刘师傅走神了,忘了带花镰和花篮。直到嫦娥即将出现,他才想到把它留在家里。后台一片混乱,因为只剩几分钟可以上场了。
这时,梅兰芳平静地说:“刘大师,你可以马上把我的车开回家取。你放心,我会在场上处理的。”
刘大师带来镰刀筐已经20分钟了,舞台上扮演嫦娥的梅兰芳正在唱慢板的第三句“衣袖换衣”。工作人员按照梅兰芳的指示,偷偷把镰刀筐送到了场上的桌子中央。他在唱最后一句:“带杜兰去采奇葩”,
边唱边指着花篮,然后表演。虽然表演没有嫦娥一出场就用花镰搅动花篮,但观众并没有看出破绽。
在梅葆玖眼里,“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演技上,父亲都是这样的人。他不要求别人迁就自己,不为自己方便而妨碍别人,处处为别人打算。”
定居思南路:房子不要太讲究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梅兰芳一家从北京迁到上海。他和妻子傅芝芳先来,住在法租界的沧州饭店。沧州宾馆又称沧州宾馆,是位于南京西路1225号的上海金仓文华酒店的前身。
他去上海主要是因为北京的局势不安全,而且他的家人也在上海工作,所以他之前就已经打算搬到上海了。梅宝久回忆,当时几个孩子身体都不好。三哥在北京感染白喉后去世。所以我父亲很担心,
决定先搬到上海。
事实上,正是第二年在天蟾舞台上上演的一场赈灾义演,促使梅兰芳下定决心收留这些孩子。那天,义演的发起人石在后台对梅兰芳说:“最近有消息说日本军阀要占领北平,溥仪要入关,回到紫禁城。
哥们儿会被供奉在皇宫里!"
梅兰芳当时苦笑回应。回到沧州宾馆后,她告诉傅芝芳尽早坐车回北平,带孩子去上海。他自己也开始委托人在上海找房。当时梅兰芳的要求是“位置不要太热闹,房子不要太讲究”。几经选择,
最后租到了湖南政客程潜在马斯南路121号(现思南路78号)的一套中档花园洋房。
梅兰芳在置业上保持低调是有原因的。梅兰芳在上海唱红回到北京时,家里的亲戚朋友围着他询问上海的风土人情和风景,他激动地告诉大家。事后,一直坐在旁边听的老奶奶对他说:“干我们这行的,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挣钱。
当你看着别人的财富和权力时,不要嫉妒。勤奋是家族兴旺的唯一途径。你爷爷一辈子帮助别人,照顾同龄人,让我们这一行生气。但是他很节俭,从不浪费钱。你要学习你爷爷花钱的能力,也要学习他存钱的节俭。
”老祖母的一席话说得梅兰芳十分动容,直到后来他成为京剧界的一代宗师,仍将节俭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标准。
所以虽然自梅葆玖记事起,父亲就已经是驰名中外的京剧艺术大师了,但全家人并不因此过着奢侈的生活。他回忆说:“我们家一直沿袭老北京的习俗,午饭常吃炸酱面,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解放后。
父亲看到我们兄妹身体发育得都很结实,就说你们长得又白又胖,这可是吃炸酱面的功劳啊。”
梅兰芳不仅在饮食方面不讲究,着装上也很节俭。梅葆玖记得父亲除了外出开会、访友、赴宴时才换上西服或中山装,平常在家穿着很随便,天热时一身棉布格子衣裤,天凉时就披一件破旧的小夹袄。
梅兰芳逝世后,福芝芳把他身前穿的一件黑色对襟中式皮袄给了梅葆玖。奇怪的是,他穿上时总感觉闻到一股腥味。翻开里子仔细一看,这件皮袄原来是未经加工的生羊皮做的。这种皮子价钱便宜,穿在身上分量还重。
论经济条件,父亲并不是买不起一件质量好的皮袄。
于是乎,思南路上这幢普普通通的小洋房就成了梅兰芳之后在上海20年舞台生涯中,不曾改变的“后台”。一切安定妥当后,梅兰芳迎来了他戏剧艺术炉火纯青的顶峰时代。
拜师学艺:艺术是相通的
梅兰芳定居上海后,梅剧团仍留在北平,每年去上海或外埠演出一回。上海是一座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,世界各地的艺术形式都竞相涌入,好学的梅兰芳可谓如鱼得水。梅葆玖透露说,父亲的勤奋是有缘由的。
谁能想到这个一代大师居然曾被他的第一位老师认定为“祖师爷也不赏饭吃”的庸才!
北京城的梅家是梨园世家。梅兰芳作为梅家的单传,理所当然是要学戏的。8岁那年,家里把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请来,给他说戏。那时的开蒙戏无非是《二进宫》 、 《三娘教子》 一类老腔老调。
朱先生把那几句老腔教了多时,梅兰芳竟还不能上口。见这孩子学戏慢,相貌也平常——小圆脸上两只眼睛呆痴无神,眼皮还总是下垂着,就很武断地扔下一句话走了。当时,他说的是“祖师爷没有赏你这碗饭吃啊!”
这件事情对幼年梅兰芳震动很大。他看着体弱多病的母亲,想到梅家只有自己一个男孩,无比沮丧。可是朱先生走后,他却下定决心,非要吃祖师爷给的这碗饭不可。
上世纪30年代,而立之年的梅兰芳已经名声大噪,但他依旧将“勤能补拙”的信念坚持了下来。当时梅葆玖还在震旦附中读书,印象中每周有两个下午,父亲都会在家里学习英语。同时,秉承京昆不分家的理念,
向俞振飞学习昆曲。俞振飞也很起劲,每天都会去思南路给梅兰芳上课,有时还和许伯遒一起带了笛子来拍曲、度曲。梅葆玖回忆说:“当年,俞振飞跟我父亲一起演了不少戏,后来我跟俞老合作过一次,很难忘。
”至于梅兰芳的绘画老师,则是画师汤定之。梅兰芳跟着他学画松梅。梅兰芳画工不错,1947年还在上海开了个人画展。
梅兰芳觉得艺术都是相通的。上世纪30年代,他去美国和俄罗斯巡演,带回了当时最红的美国女高音和俄罗斯男低音的唱片。梅葆玖回忆说:“我父亲让我听,女高音的高和男低音的低,他们的奥妙在哪里。
还有贝多芬、莫扎特、柴可夫斯基的唱片,他都有,他一直在考虑怎么吸收”。
他喜欢话剧,和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和北京的欧阳予倩都是好朋友。1936年卓别林到上海的那次,梅兰芳还请他去看了马连良的戏。
他还喜欢电影,经常带儿女们去看奥斯卡获奖电影。后来自己还拍了一部电影。1948年底,应导演费穆之邀,梅兰芳主演了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《生死恨》 。影片改编自梅兰芳在天蟾舞台唱红的同名曲目,
所以是一部戏曲片。费穆的初衷是用彩色来表现京剧的声、色、乐、舞,怎奈当时技术条件尚未成熟。片子拍出来后,梅兰芳开玩笑说,他第一个冲动,就是要把这个片子扔到黄浦江里去。
当然在上海的这段日子,梅兰芳为普及京剧艺术更是做了大量工作。为了培养票友,甚至还亲自担任DJ。
移居香港:开始蓄须明志
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,梅兰芳安定的生活被打破了。他只能在洋房之外的很小一块区域中活动,并不时受到日、伪分子和地痞流氓的骚扰。日伪想借梅兰芳“第一名旦”的影响力粉饰太平,
几次要他出场在电台讲话均遭拒绝。
于是,梅兰芳开始有了离开上海的念头。他给日本人带口信说要外出演戏,暗地里为赴港做着各种准备。他一方面借冯幼伟到港公干之便请他预先布置,
另一方面委托交通银行驻香港分行的许源来代为与香港“利舞台”联系赴港演出事宜。因此,从表面上看,梅兰芳此次赴港是应“利舞台”之邀,实际上是他预先安排请“利舞台”出面邀请,
以便有个名正言顺的离开上海的借口。
1938年,梅兰芳携家眷“应邀”率团赴港演出。演出结束,梅剧团成员北返,梅兰芳全家却在香港住下了。
梅兰芳对香港并不陌生。因为早在1922年的时候,他就应香港太平戏院邀请,率领独自组建的“承华社”剧团140余人到香港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演出。梅兰芳到达香港之前,
香港总督司徒拔爵士接到英国驻华公使艾斯顿的一封信,特别关照要对梅兰芳多加照拂,理由是梅兰芳“平时对于促进中英两国之间的友谊多有尽力”。司徒拔不敢怠慢,立即下令警察署,要求全程保护梅兰芳。
梅兰芳到达那天,九龙码头人山人海,除了荷枪实弹的大批警察外,更有闻讯而来的普通市民。因为人太多,一时间造成港九之间的轮渡停运达数小时之久。演出效果自然是相当轰动。之后他又先后两次率团赴港。然而,
这一回情况却大大不同了。
梅兰芳带着全家人隐居在干德道半山腰中的一幢四层公寓(二层8号)里,一住就是四年之久。在此期间,
他在香港演出了《梁红玉》 及以反侵略斗争为主题的《抗金兵》 和《生死恨》 等剧,鼓舞人们抗敌救国热忱,激励抗战斗志。
1941年之秋,梅兰芳思念内地亲友,也隐隐觉得香港不是久居之地,便找冯耿光商量,去哪里为好。冯耿光建议他去桂林,并安排信托中国银行桂林分行的经理陈隽人安排住房。等到陈隽人回信告知安排妥当后。
梅兰芳就兴奋地去买了机票。
然而,就在这当口,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。1941年12月8日清晨,梅兰芳一家被炮声惊醒。之后,日军围攻香港18天,烧杀掠夺无所不为。根据梅葆玖的回忆,他们有一次日本人的炮弹竟然落在了床上!这时,
梅兰芳却作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,坚决不让佣人过去,而让自己的儿子去排弹,说“要炸也炸自己人”。对此,梅葆玖每每想起既后怕,又佩服父亲的这份仗义。之后日军再轰炸,他们就躲到地下室去。
日军占据香港后,企图利用中国名人出面宣传所谓的“大东亚共荣圈”、“中日亲善”,以达到欺骗世界舆论的目的。他们对匿居在港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施以怀柔政策,派了一批谙熟中国文化的“中国通”出面进行拉拢利诱。
于是,梅兰芳毅然决然开始蓄须明志——留蓄胡子,罢歌罢舞。他对友人说:“别瞧我这一撮胡子,将来可有用处。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,硬要我出来唱戏,那么,坐牢、杀头,也只好由他了。”
此后,梅兰芳从此深居简出。白天画画、练太极拳、打羽毛球、看报纸、集邮,还跟一位英国老太太学起了英语。每当夜深人静时,他就把收音机放在地毯上,收听重庆和延安的广播。待到夜色深沉,梅兰芳关紧所有门窗,
拉上特制的厚窗帘,操起胡琴自拉自唱,为的是不让嗓子倒回去。
1942年1月,一个叫黒木的日本人闯进梅家,把梅兰芳带到了日本驻港部队司令酒井的面前。酒井看到梅兰芳留蓄胡子,惊诧地说:“梅先生,你怎么留起胡子来了?像你这样的大艺术家,
怎能退出舞台艺术?”梅兰芳回答说:“我是个唱旦角的,如今年岁大了,扮相也不好看,嗓子也不行了,已经不能再演戏了,这几年我都是在家赋闲习画,颐养天年啊。”结果酒井给了他一张通行证,放他走了,
说“有什么需要,可以告诉黒木,我们帮你解决。”
梅兰芳知道自己被日本人盯上后,开始想法子离开香港。根据梅葆玖回忆,父亲先是把在香港读书的两个哥哥梅葆琛、梅葆珍设法送回了内地。送别之日,他对冯耿光说,万一路上被日本人查到这两个是我儿子就麻烦了,
不如让他们改个名字吧。冯耿光说:“确实应当如此,他们俩小名不是叫小四、小五吗,不如就改成邵斯、邵武?”梅兰芳点头同意后,目送他们下山。
1942年夏,梅兰芳从香港坐飞机返回上海,从此杜门谢客,继续其留须辍演、以书画为伴的日子。
八年沉默:确定梅派传人
回到上海后,由于梅兰芳始终拒绝登台演出,不为敌、伪粉饰太平,他的经济情况渐露窘况。那时北平的住宅已经卖掉,仅依靠银行透支和变卖古玩来维持生计。有朋友劝他卖画为生,梅兰芳回答说:“我的画是玩票性质,
现在要下海,就非下苦功不可”。
梅兰芳作画的时间大都在午夜以后。那时上海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,晚上十点钟起即停止供电。他就买了盏铁锚牌汽油灯,每晚把呢窗帘拉得严严实实,点上汽油灯,然后沏一壶香片茶,研墨调色,仲纸落笔。
有时就一直画到天亮。
后来,梅兰芳又有了一个新的兴趣点——教儿子学戏。他一共有9个儿子,却只有梅葆玖一人学了梅派京剧。梅葆玖回忆说:“主要是因为父亲看我长得像他,耳朵、眼睛都像,而且有嗓子,有条件学习,
就给我拍了定妆照。然后我演了《三娘教子》 中的小孩,我父亲觉得演得不错,认为我有这方面的天分,这样就开始让我学梅派了。”
梅葆玖是在10岁那年被父亲确认为梅派传人的,是那一年拜的祖师爷,之后学习就没有间断过。父亲为他请了老师,唱腔、昆曲、武打,样样等都学。
王瑶卿之侄王幼卿是梅葆玖的第一个老师。梅兰芳觉得学习王派很重要,因为发音、咬字、唱腔都是非常规范的东西。他给儿子请的昆曲老师是上海的朱传茗,武功老师则是陶玉芝。后来,梅葆玖又专门向朱琴心学习花旦,
这些都是名师。待到基本功学完以后,梅葆玖才开始向父亲学习梅派,逐渐把《贵妃醉酒》 、 《霸王别姬》 、 《宇宙锋》 一个一个都学到了手。
美琪复出:父子开始同台献艺
1945年8月15日,当梅兰芳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,立即从楼上走下来,当着家人和朋友的面,用一柄打开的折扇挡着脸的下部,然后忽地撤掉折扇。大家一瞧,原来唇上蓄了四年之久的胡须已全部刮掉。
两个月后,梅兰芳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新登台,与俞振飞合作演出了昆曲《断桥》 、 《游园惊梦》 、 《刺虎》 等剧目。10月10日,
梅兰芳在上海《文汇报》 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登台杂感》 的文章。他在文章中写道:“沉默了八年之后,如今又要登台了。读者诸君也许想象得到:对于一个演戏的人,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,
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,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。在过去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,我心如止水,留上胡子,咬紧牙关,平静而沉闷地生活着,一想到这个问题,我就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……”
父亲复出后,梅葆玖开始在梅剧团实习。他和父亲同台演的第一出戏是《游园惊梦》 ,梅兰芳演杜丽娘,梅葆玖演小春香,后来父子俩又合演了《金山寺》 和《白蛇传》 等戏。
《白蛇传》 演的是《断桥》 一折,父亲演白蛇,儿子演青蛇。
梅葆玖回忆说:“和父亲同台演出没有压力,他人非常好,非常公正平和。他带学生也好,带我也好,都是如此。他很民主,因为他很早就出国,到欧洲、日本、苏联都去过,所以不会按照封建家长制的一套来教育学生和子女。
我们学艺的时候也不害怕。他在上海教李世芳他们的时候,我正好在一边看着。父亲无论有什么想法,都是以一种商榷的口吻说出来。
有时候晚上吃完夜宵,他会给我重排,告诉我错在什么地方,应该怎么排。如果我在台上错了一个身段,他也会配合我一下,目的是不让观众看出来。但是从舞台上下来之后,他一定会重新认真地再给我排一遍,直到做对为止。
”
上海解放后,梅兰芳于1949年6月应邀至北京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,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。
1950年,梅兰芳举家迁往北京。告别了这座住了近50年的城市,留下了一笔永不磨灭的传奇。
在北京:梅兰芳的最后10年
到北京后,梅葆玖已经可以独立唱一出戏,相当于正式加入了梅剧团。1951年,梅兰芳父子在北京怀仁堂演出。当时毛泽东说梅兰芳的白娘子扮相与众不同。根据梅葆玖的回忆,父亲那天一身白衣,头上却顶着一个红绣球,
当真非常漂亮,所以毛主席说这个扮相非常好,很出挑,代表了白蛇的一种新形象。
之后的每年春节,他们都会到怀仁堂演出。毛泽东对传统文化非常熟悉,特别是诗词。他也很喜欢看戏,也很懂昆曲,看戏的时候几乎不用看戏文。梅氏父子在上面演戏,他在台下一边拍板一边听。
那时梅兰芳但凡到外地演出,都会带着梅葆玖一起去。每到一个地方,总是让儿子先演个三四天,让旅途劳顿的老父亲先稍微休息一下,然后再由老将出马。就这样,梅葆玖跟着父亲走遍了东北、华南和华东。
令他印象颇为深刻的是泰州之行。
泰州是梅兰芳的故里,梅葆玖回忆说:“1956年我随父亲回乡祭祖,当时家乡观众特别热情,我父亲看到有人连夜卷着铺盖排队买票,就临时加演了一场,后来又加演了日场。我父亲来到梅秀冬的家中,拉着他大哥的手说,
我今天回来可以认祖归宗了。”当时的情景真的可以用“万人空巷看梅郎”来形容。
转眼到了1959年,梅兰芳和梅葆玖在北京演了一出《穆桂英挂帅》 ,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。有意思的是,这次不仅是父子同台,连梅葆玖的姐姐梅葆玥也上了台。戏中,梅葆玖演杨文广,梅葆玥演杨金花,
不过台下的父亲梅兰芳在台上就变成母亲了,相当很有意思。当时的盛况真是一票难求,因为这种机会太难得了,以至于还有人想把它拍成电影。但因为梅兰芳的心脏不好,没能如愿。后来是父亲现场录音,儿子配的影像。
在北京,梅兰芳在演出之外还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,比如中国京剧院院长和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,所以平时十分繁忙,会也比较多。1961年,才67岁的梅兰芳就因病离开了人世。
梅兰芳是患心脏病去世的。梅葆玖回忆说,当时没有现在的医疗条件,没有心脏搭桥、血管支架的技术,所以没有挺过去。之前他虽然也知道自己血管细,心室扩大,通过透视能看出来,但是因为没什么症状,一切如常,
加上他工作繁忙,所以也没重视。我们只知道他老是说胃疼,其实胃疼是心脏病的反射,但父亲以为只是胃疼,吃点药压一压就没事了,结果病情就被延误了。直到病情很严重了方才知道是心脏病,送医院一检查,
被告知心脏血管已经堵塞了好几根。
1961年8月8日凌晨,梅兰芳在家里突然发病。起因是爱干净的梅兰芳说要清洗一下,大夫不让他下地,他不听,还是下地,结果一上床就发了病。送去医院后,人工呼吸等抢救工作都做了,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。
梅兰芳去世后,梅葆玖开始带梅剧团。他在家对着父亲的遗像,一遍又一遍听父亲的唱片,苦练不断,
终于将梅派代表作《宇宙锋》 、 《贵妃醉酒》 、 《断桥》 、 《双奇会》 、 《霸王别姬》 和《穆桂英挂帅》 等全部继承下来。
然而,文化大革命开始后,梅剧团被迫停了下来,因为江青说男旦不行,得全都靠边站,只有样板戏能唱,结果梅葆玖他们有十几年没有再唱戏。幸而“文革”后梅剧团又重新恢复演出了。而梅葆玖现在要做的是,
便是将这个传奇继续下去。
电影 《梅兰芳》 :陈凯歌小时候来过我家玩
梅葆玖一直有个心愿,父亲拍一部能够真正体现其艺术生涯和艺术精神的电影。2002年,梅葆玖的哥哥梅绍武写成回忆录《我的父亲梅兰芳》 之后,梅葆玖就带着它四处奔走。导演见了好几个,
可没一个能让他感到放心。因为梅葆玖知道,自己手中握着太多人的期许——向世人展示一个真实的梅兰芳,一点错漏都不行。
4年后,梅葆玖在中国电影集团总裁韩三平的陪同下,见到了陈凯歌。其实他和陈凯歌并非初次见面。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在50年代就参与过梅兰芳艺术纪录片的拍摄工作。所以,还是小孩子的陈凯歌就到梅家来玩过,
见过梅夫人福芝芳和梅家的几个子女。所以梅葆玖对陈凯歌还是很放心的。
梅葆玖回忆说:“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梅兰芳艺术纪录片的时候,我就在拍摄现场。当时有好几个导演,除了陈怀皑,还有上海的导演岑范。那是1953年的事,当时的想法是把父亲的舞台艺术记录下来在现在教学用。
当时父亲把他的代表作《贵妃醉酒》 、 《宇宙锋》 等都演了一遍。“
电影《梅兰芳》 剧本改编自梅绍武的传记作品《我的父亲梅兰芳》 ,编剧是著名作家严歌苓。电影拍摄的时候梅葆玖亲自去看过,他认为剧本是中宣部都审过的,还是比较忠实于历史。
至于扮演梅兰芳的香港演员黎明的,梅葆玖觉得他“文化气息还好,没有港台人说话的那种腔调,因为他小时候住过北京,所以还有点北京口音,要是电影搞出个‘广东梅兰芳’那就不像话了。”一开始,
梅葆玖曾担心章子怡演不了孟小冬,但片场不断有老师给她讲解,她很聪明,很快就学会了,有些神态方面,还是表现得不错的,“毕竟是老演员了”。梅葆玖认为陈红扮演的福芳芝一角也很重要,因为母亲是旗人,
也是个角儿,她从小在梨园长大,对于京剧和艺术是很有见解的,只是结婚以后没有再登台演出。如今,父亲母亲都已长眠在香山万花山的私家墓地中。
2016年3月31日这天,梅葆玖携夫人林丽源及几位亲友,在王府井一家饭店用午餐。用餐快结束时,玖爷爷起身去上洗手间,不知怎的,他忽然回头朝夫人招了招手,仿佛一种生命的告别。折返时,一下子气管痉挛,
一个踉跄猝然倒地,就再也没能站起来。梅葆玖患有严重的肺气肿和气管炎,那天出门也未带上救命的氧气罐。大伙急忙拨打“120”,将他送往离饭店最近的北京协和医院急救。4月25日上午11时44分,
昏迷20多天的梅葆玖于北京病逝,享年82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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